古今辞赋文脉的交汇与新变——五位经典赋家与罗仕明作品的跨时空比较

从荀子首以“赋”名篇，到当代作家罗仕明以《黔灵公园赋》《酒行万里赋》《朱曜奎赋》等作品为古老文体注入时代生机，辞赋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流淌了两千余年。不同时代的赋家以各自的生命体验为笔，在铺采摘文的文体框架里书写着所处时代的精神气质。本文选取先秦荀子、汉代枚乘、宋代苏轼、元代北方赋家郝经、元代南方赋家吴澄这五位跨越不同朝代的代表性赋家，将其经典作品与罗仕明的当代赋作展开深度对读，在跨时空的文脉对照中，梳理辞赋文体的传承脉络，也探寻当代辞赋创作在守正与创新之间走出的全新路径。

一、荀子：“学者之文”的创始性与当代赋作的在地性转译

作为与屈原并称的“辞赋之祖”，荀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赋”为篇名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的《赋篇》以问答体的形式铺陈礼、知、云、蚕、针五种事物，用多样化的比喻阐释深刻的哲理，句式整齐却不刻意雕琢，整体风格朴实浑厚、详尽严谨，被后世公认为“学者之文”的典范。荀子的赋作诞生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脱胎于哲理散文的土壤，从一开始就为辞赋注入了“体物写志”的核心基因——不追求空洞的辞藻堆砌，而是以铺陈事物为载体，最终落脚于对思想义理的传递。《赋篇》中写“针”的段落，以“生于葶藁之域，出于大府，头而锐尾，尾而锐头”的白描手法勾勒针的形态，最终引申出“以能合从，又善连衡”的人生哲思，完全没有后世赋作常见的夸饰之风，处处可见先秦学者的思辨底色。

将荀子的创始性赋作与罗仕明的作品相对照，能清晰看到跨越两千余年的精神共鸣。罗仕明的赋作同样延续了“学者之文”的内核，拒绝辞赋创作中常见的泛化套话，始终以扎实的在地文化考据为创作根基。荀子写“针”，没有用任何与针无关的虚浮典故，所有描写都紧扣事物本身的特质；罗仕明写《黔灵公园赋》，也没有为黔灵山硬套“名山大川”的传统赋作光环，坦然写下“黔灵山，生于边鄙荆蛮之夷，隐以苦寒雾雨之地”，不刻意拔高它的海拔与历史地位，反而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视角，把这座西南高原小山的独特气质写得真实可亲。

二者的不同之处，恰恰映照出辞赋从先秦到当代的语境变迁。荀子的赋作以抽象哲理为最终落点，所有的铺陈都是为了引出儒家的义理思考；而罗仕明的赋作则把“学者之文”的严谨性，转化为对地域文化的全景式诗性书写。他写《酒行万里赋》，没有像传统咏酒赋那样空谈“酒以成礼”的抽象道理，而是把笔墨深深扎进贵州的土地里：开篇便铺展“大地氤氲，皇天浩朗。红水悠悠，娄山莽莽”的高原山河图景，把黔酒的风味与赤水河的红壤、娄山的气候、苗岭的民族文化图腾牢牢绑定，让读者顺着文字就能读懂为什么只有贵州的山水能酿出独一无二的酱酒。这种从“抽象哲理”到“在地文化”的转译，让古老的“学者之文”传统跳出了先秦诸子的语境，在当代的地域文化书写中找到了全新的生长点。

二、枚乘：散体大赋的范式奠基与当代赋作的“破局式”表达

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是中国辞赋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篇赋作以吴客与楚太子的主客问答为框架，层层铺陈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七件事，最终以“要言妙道”讽喻太子，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也创造了后世影响深远的“七体”范式。《七发》最鲜明的特质，便是铺张扬厉的渲染手法，文中写曲江观涛的段落，用“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等一连串极具冲击力的意象，把潮水的磅礴气势层层递进地铺展开来，穷尽笔墨描摹事物的形态与气势，完全符合后世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特征。枚乘的赋作诞生于汉代大一统的雄浑时代，那种层层铺排、夸饰渲染的写法，恰恰是那个时代昂扬的时代精神在文学上的投射，后世北方赋家的创作，大多继承了这种汉大赋的雄浑底色。

罗仕明的赋作，在继承枚乘散体大赋铺陈特质的同时，又跳出了传统汉赋的写作惯性，完成了极具当代性的“破局式”表达。传统的汉大赋写宫苑、写山水，最容易陷入“景物说明书”的误区：从入口写到亭台，从湖光写到山林，辞藻华丽却没有灵魂，读完之后读者只知道这里有山有水，却读不出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枚乘的《七发》铺陈观涛，写尽了潮水的形态，却始终没有把潮水和某一片具体的土地、某一群人的生活绑定在一起；而罗仕明写《黔灵公园赋》，开篇第一句便跳出了这个固化套路：“欲旅公园大省兮，必登罗岭之巅；如游避暑之都兮，应绕灵湖之畔。”这两句起笔便把黔灵山公园从一个普通的“城市休闲景点”，直接拉升到了贵州“公园省”建设的文化地标高度，把它和贵阳“避暑之都”的城市身份完全绑定，从一开始就给整篇赋文锚定了独一无二的地域根脉。

更难得的是，罗仕明没有像传统汉赋那样，把景物当成孤立的描摹对象，而是用三重时空交织的笔法，让一草一木都载着历史温度。他写黔灵山的山水，梳理出“山因水而秀，水因山而晶。城以峰为贵，都因水而灵”的共生逻辑，把自然时空、人文史时空、当代市民生活时空完全编织在一起：写漏勺泉，不只是写它“石罅而出，深盈浅缩”的奇特水文特征，更写出了它作为明代“贵阳八景”，藏着贵阳人数百年间闲看泉涌泉缩的慢生活意趣；写林间的猕猴、水面的白鹭，没有把它们当成供人观赏的“景点元素”，而是写下“白鹭与猕猴窃语，红花和绿草浓情”，把它们当成这座山的“原住民”，和人类一起共享这片山林的晨昏。这种“破局”，打破了传统散体大赋“重铺陈、轻共情”的局限，让当代辞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宫廷文学，而是成了能装下一座城市几代人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

三、苏轼：宋文赋的写意传统与当代赋作的生活化转向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赤壁赋》，是宋文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宋代的文赋突破了汉大赋过度铺排、魏晋骈赋过度雕琢的局限，以散文的笔法写赋，融入大量的议论与说理，文风流畅自然，充满文人的意趣与哲思。苏轼的《赤壁赋》以月夜泛舟赤壁为线索，从眼前的清风明月写起，通过主客问答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天地自然之中，完全没有传统辞赋的板滞之气，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情理交融的独特风格。元初北方赋家大多继承了苏轼的文赋传统，侧重以赋书写个人情志，在严谨的文体框架里保留了文人的写意空间。

将苏轼的文赋与罗仕明的作品对照，能清晰看到辞赋从文人写意到大众生活化的转向。苏轼的《赤壁赋》，本质上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独白，他笔下的赤壁，是承载个人贬谪生涯中生命哲思的载体，普通市井百姓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进入赋文的视野。而罗仕明的赋作，却把笔触伸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烟火，让辞赋从文人的书斋里走出来，走进了市民的生活之中。在《黔灵公园赋》里，他没有只写弘福寺的梵音、大罗岭的风光，更把几代贵阳人晨练、泛舟、踏青的日常细节藏进了字句里，写出了“山在城中，城在山里”的独特城市气质——出了枣山路的闹市烟火，拐几步就能钻进参天古木的浓荫里，这种“城与山无缝衔接”的市民日常，是传统文赋里从未有过的书写对象。

罗仕明的赋作还跳出了传统文赋“言必称古”的固化套路，从普通人的真实体验出发描摹事物。传统的咏酒赋，几乎都要提及李白、杜康的典故，在古人的诗意里打转；而他的《酒行万里赋》，直接从普通饮酒者的真实感受落笔，写下“入唇温舌而润口，吞肚暖胃以揉肠”，没有用任何与酒无关的历史典故，却把酱酒温润舒适的口感写得真切可感，让从未喝过这款酒的人，读罢都忍不住舌下生津。这种生活化的转向，没有丢掉宋文赋情理交融的内核，反而让辞赋摆脱了“文人小众文体”的属性，成了能被普通市民读懂、共情的大众文化载体。

四、郝经：元初北方赋家的沉雄之风与当代赋作的家国格局

元初北方赋家郝经的《怒雨赋》，是元代古赋的代表性作品。元初的北方赋家面对宋金律赋的弊端，以复古振衰救弊为己任，远承汉代散体大赋的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整体风格沉雄厚重，带着北方大地特有的刚健气质。郝经的《怒雨赋》以极其夸张的笔力描摹暴雨倾盆的磅礴景象，把天地间的动荡之气尽数收进赋文之中，字里行间都透着元初北方士人在时代更迭之际的雄浑胸襟，完全没有宋金律赋的纤巧雕琢之风。这种“北之沉雄”的风格，是北方地域文化滋养出的赋学特质，处处可见开阔的格局与刚健的力量。

罗仕明的赋作，在精神气质上与郝经为代表的元初北方赋家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同样拥有开阔的家国格局。郝经写暴雨，写的是天地间的雄浑力量，投射的是自己心怀天下的士人志向；罗仕明写《朱曜奎赋》，开篇便以“月星闪亮，天地玄黄。文魁汇影，武曜开疆”十六字破题，气势磅礴，格局宏大，没有局限于琐碎的生平罗列，而是把朱曜奎先生的人生置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宏大坐标中进行审视，把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奠基者的开创性贡献，用赋体的语言铺陈出来，字里行间的厚重感，完全继承了北方赋学传统里的沉雄气质。

更难得的是，罗仕明把这种沉雄之风，从古代士人的个人胸襟，转化成了当代人的文化自信。郝经的沉雄，带着时代更迭之际的动荡感；而罗仕明的沉雄，是面向世界的开放底气。他在《酒行万里赋》里写下“胸怀大爱，必然四海倾樽；腹葆初心，皆可全球共创”，没有把黔酒写成困在赤水河畔的地方特产，而是让它带着贵州酿酒人数十年坚守的初心，带着高原人民的开放与善意，以酒为媒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种格局的升级，让传统北方赋学的沉雄之风，跳出了古代的时代局限，在当代的文化传播语境中，拥有了全新的精神内核。

五、吴澄：元初南方赋家的清婉理趣与当代赋作的人文温度

元初南方赋家吴澄的《送江风赋》，是元代南方古赋的典型代表。与北方赋家的沉雄不同，南方赋家的创作大多宗尚宋代议论说理的古赋传统，文风清婉灵动，擅长在短小的篇幅里融入理学意趣，形成了大量充满理趣的“击壤体”理学赋。南方赋家的骚体赋作品数量多、篇幅短，题材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类的题材也能用骚体书写，整体风格“南之清婉”，带着江南文化特有的灵动与细腻。吴澄的赋作，以清浅灵动的笔触书写江风的流动，在短小的篇幅里融入对自然与人生的思考，没有北方赋家的铺张扬厉，却处处透着细腻的理趣。

罗仕明作为扎根西南大地的当代赋家，他的作品同样吸收了南方赋学传统里的清婉特质，以细腻的笔触为赋作注入满满的人文温度。吴澄写江风，能在无形的风里写出灵动的理趣；罗仕明写《黔灵公园赋》，能在最普通的山林日常里，写出人与山共生的细腻情感。他写关刀岩，不只是写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而是写石边“绿竹葱笼，苍松竟翠”的生机；写弘福寺的香火，不只是写古寺的历史，而是写六百年梵音香火里藏着的贵阳人代代相传的信仰与日常。这种细腻的书写，完全没有传统辞赋的生硬感，让整篇赋作的每一个字句都带着烟火气的温度。

而罗仕明对南方赋学传统的突破，在于他没有把理趣局限在抽象的理学思考里，而是把它转化成了对人物精神的深度挖掘。他的《朱曜奎赋》，没有像传统人物赋那样堆砌辞藻赞美传主，而是把朱曜奎先生“匠心营造，用艺术铸就人生风采”的人生信条，自然地融入赋文的脉络里，把这位九旬老人在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物模糊的状态下，仍执意提笔誊写《酒行万里赋》的忘年神交故事，用充满温度的笔触记录下来，让读者能透过文字，触摸到两代文艺家跨越年龄的精神共鸣。这种从“抽象理趣”到“人文温度”的转化，让南方赋学的清婉传统，跳出了古代理学的语境，在当代的人物书写中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罗仕明

从荀子的创始性书写，到枚乘的范式奠基，再到苏轼的文赋革新，元南北赋家的风格分流，辞赋文体在两千余年的时光里始终在守正与创新中不断生长。罗仕明的当代赋作，没有把辞赋当成僵化的“文化恐龙”，而是以地域文化为根脉，以当代生活为底色，把不同时代赋家留下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既保留了辞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核心特质，又跳出了传统赋作的语境局限，为这一古老文体探索出了一条面向当代、面向大众的全新路径。这种跨越时空的文脉传承，让辞赋这一古老的文体，在今天依然能承载起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一个地域的文化自信，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重要文化纽带。

（编辑：钟新  审核：吉庆菊）